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一百多万重兵、两百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此次进攻，蒋介石采用了德国军事顾问团所谓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术，妄图将苏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蚕食殆尽。
面对险恶的态势，当时党内“左”倾领导人粗暴地否定了毛泽东的“跳出敌人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外线作战大量歼敌，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偏执地执行了“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路线。
愚蠢的军事教条主义让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苏区红军就伤亡了5500多人，而分兵把关拒敌更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了节节败退。
眼见“围剿”取得了成效，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江西九江边的庐山召开旨在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绝密军事会议。在一千多米的庐山牯岭上，蒋介石向参会的两百多名国民党军政大员抛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策划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
此计划规模之巨大，布置之精细，阴谋之毒辣，史无前例。
在蒋介石的计划中，国民党将调集一百五十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在指定的日期同时从四面八方实施合拢包围，以求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此包围圈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各部队在何时何地必须达到哪一位置均有严密布置，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须按规定马上布置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火力网及碉堡，并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有线电话网、中继站等。
一旦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至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构筑一道碉堡线。按每月向纵深推进25公里计，6个月便可逼到红都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竖起300重铁丝网，8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这是何等的恐怖！
为了防止中央红军突围出去，“铁桶围剿”计划除了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要设置大量碉堡，布置地雷阵，而且还特别征调了1000辆美国军用十轮卡车分配到各部待命，以便发生突然情况，围堵部队能获得高机动作战能力。
此外，“铁桶围剿”还有十分阴毒的烟雾弹。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国民党将派出12个师的兵力与中央红军故意纠缠，以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一旦包围圈形成，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一切交通，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中央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庐山会议召开了一个星期，蒋介石致“闭幕词”时踌躇满志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之决策，毕其功于一役！”与会的200多名国民党军政大员个个摩拳擦掌，气焰嚣张，那一刻，庐山牯岭上阴云密布，寒气逼人。
然而，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就在“铁桶围剿”计划出笼之时，我党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正潜伏在庐山牯岭之上。
此人名叫莫雄，上庐山前刚刚被任命为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说起莫雄，许多国民党老人都要叫他一声“莫大哥”。
莫雄，字志昂，1891年生人，祖籍广东英德，贫苦出身，13岁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当小伙夫，16岁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参加中国同盟会，后受指派打入清廷新军执行策反任务，1911年4月，革命党人发动黄花岗起义，其中就有他积极策动的身影。
武昌起义，广东独立后，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1912年5月，广东北伐军解散后，莫雄回到广东参加省防军，1917年年底，莫雄所在的省防军归到孙中山麾下，改为“援闽粤军”。在随后的援闽战争中，莫雄作战勇猛，多次受到嘉奖，很快由上尉连长提升为粤军第四旅中校营长。
1921年6月，莫雄率部进入广西讨伐旧桂系军阀，并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的警卫工作。这一时期，莫雄在孙中山身边经常聆听革命的教诲，这让他的思想得到了洗礼，不再是浑浑噩噩的乱世武夫。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顿失手中唯一的革命武装——粤军。当时莫雄在驻梧粤军中担任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此间，莫雄拒绝陈炯明高官厚禄的引诱，秘密派手下连长张域到广州永丰舰向孙中山表示效忠，并请孙中山派要员到梧州联络滇军、桂军以及部分粤军，发动组织联军东下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依计行事，先后派副官张猛、警卫团薛岳等前往梧州。在莫雄的联络策动下，是年12月，滇、粤、桂三军举行“白马会盟”，莫雄担任前敌指挥，率四万义军沿西江而下，一举将陈炯明赶出广州，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拥立有功，孙中山亲自委任31岁的莫雄为粤军少将旅长，这是莫雄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此一资历也让他享有了军中“莫大哥”的名号。
对于蒋介石，莫雄起初是欣赏的，两人在战场上甚至结下过生死之谊。但是，在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斗法时，蒋介石却耍弄阴谋手段，卑鄙地先将莫雄当枪使，使完又立即过河拆桥，收缴了莫雄手中的兵权。
失去粤军兵权后，莫雄先是逃避到澳门，1927年投奔张发奎，任少将团长，驻守广州。张发奎反蒋失败后，莫雄再次失去兵权，闲居上海，后来走宋子文的门路，在财政部谋了个闲差。
闲居上海的那段日子，对莫雄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心中对光明有渴望，他的人生前路发生了剧变。一次偶然的机缘，莫雄在上海遇见了原粤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哑佛。刘哑佛知道莫雄的内心是红色的，几次交谈后便介绍他认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人，并与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
1930年的中央特科在上海虽处于孤身奋斗的状态，但所散发出的革命光辉却是能够引领有志之士的，莫雄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自认为找到了人生的光明前途，他向中央特科提出希望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李克农等人权衡之后，请严希纯向莫雄转达了党的意见：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党的请求我们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组织相信，虽然你不是党员，但必定是一心为党的同志和朋友。
没有誓言，没有仪式，仅有近乎无声的承诺，就这样，为了党的事业，莫雄开始了潜伏者的奋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直属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税警总团先是配属十九路军，后又以独立旅的名义参加了这场血战。鉴于税警第三团中的广东籍士兵占一半以上，绝大多数军官又都是莫雄原先的旧部，宋子文抛开莫雄曾经反蒋的成见，将其任命为税警第三团团长。
莫雄上任没多久，税警总团就发生了迄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所谓间谍事件——总团长王庚竟错将日方的一个军事机关当成美国领事馆误闯进去，随后即遭到日军的现场抓捕。这个王庚，就是民国陆小曼的前夫，此次自投日军罗网，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王庚都要为此负责，遭日军关押三天被放回后，舆论普遍认为王庚为了脱身极可能已泄露了重要军事情报，理应押解南京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王庚由此被抓后，税警总团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看到淞沪战事正紧，宋子文几经权衡，最终决定任命莫雄为税警总团新一任总团长。莫雄上任后，率领这一支精锐之旅英勇作战，多次牵制日军的凶猛进攻，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
一·二八淞沪会战后，莫雄率部退防至海州一带，并在那里施展铁腕手段，一举剿灭了当地各路盐枭。
眼见昔日军中“莫大哥”重出江湖，剿匪的手段十分了得，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盘算起了如何使用“莫大哥”这杆枪。在杨永泰看来，就江西“剿共”而言，原粤军将领薛岳、陈诚最为得力，而莫雄本就是粤军虎将，如果将他拉进来为“剿共”卖命，必有如虎添翼的成效。
主意打定后，杨永泰对莫雄暗中考察了一个月，觉得万无一失后，便将莫雄重新引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阴谋家的思维有些时候是不能治豪杰，反倒要被豪杰所治的。在他看来，莫雄终归是一介武夫，经过此前的收拾，现在再委以重任，想必他一定会感恩戴德，誓死效命。
几日后，杨永泰将江西“剿共”行营签发的委任状、组织表以及三千大洋支票摆到了莫雄的面前。杨永泰说，我素来知道老兄跟委员长相熟，只是中间断了两年的线，现在我为老兄把这这条线续上。当下正是委员长用人之际，希望老兄在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剿共保安司令任上，再接再厉，不负重托。
莫雄见组织表是空白的，便问，这是怎么回事？
杨永泰豪爽地说，老兄，你有那么多粤军老部下，他们都等着你东山再起，还用我给你介绍吗？
言下之意，你莫大哥有自组班子的权力。
重新有了权，有了枪，有了钱，莫雄没有背叛此前在共产党朋友面前立下的誓言，将杨永泰的大礼照单全收后，莫雄直奔上海，找到中央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等同志，说明情况。
莫雄开诚布公地说，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就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角！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你们就派些共产党同志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
站在中央特科的角度，莫雄的建议是难能可贵的，但其中包含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莫雄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中途反水，那么派入其部的同志越多，将来遭受的损失就越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相互利用。
在这一需要抉择的时候，中央特科拿出肝胆相照的气魄，向莫雄伸出了精诚信任的大手。就这样，一个以中共地下党为骨干的“剿共司令部”和行政专署成立了，其中刘哑佛任专署主任秘书，相与年任情报参谋。
除此之外，莫雄还通过杨永泰的赏识，将我党多位优秀情工送入了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以及南昌“剿共行营”。
此次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炮制围剿中央红军的巨大阴谋，事前莫雄就嗅到了危险的气味。在登上庐山前，他对刘哑佛、项与年说，有个情况值得注意，目前德安地区运来了大量铁丝网，还有数百辆大型美国军用卡车，南昌行营少将军械处长李英豪曾是我的部下，私下里他向我透露，这次围剿不同以往，有颜色给红军看，定然会致红军于死地！我也有这种感觉，虽说红军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但这次围剿来势汹汹，我看红军还是尽早转移为宜。
刘哑佛听了，依旧保持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他对莫雄说，我们红军是不会离开江西的，江西的民众是水，红军是鱼，鱼是离不开水的，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在江西坚持下去。
莫雄先是沉默，可当他从庐山牯岭的会场上出来后，他便再也坐不住了。
匆匆下山后，莫雄立即将刘哑佛、项与年召到司令部，然后拿出了从庐山带回来的情报。刘哑佛、项与年看了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脸色随之大变。
他们问莫雄，大哥，你说怎么办？
莫雄坚定地说，不能犹豫，现在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你们将这些情报全部拿去，马上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由我承担就是了！
刘哑佛知道莫雄口中“天大的事”意味着什么，万一国民党为防止情报泄露派特务检查各部队对'“铁桶围剿”作战计划的保管情况，莫雄拿不出计划原件，那他的处境就凶险了。
考虑到这一层，刘哑佛说，莫大哥，我们身边有特务，万一他们察觉到什么，你的处境就难了。
莫雄说，不用考虑我的安危，为了中央红军能够跳出这个铁桶包围圈，纵使莫某人牺牲，也是值得的。
刘哑佛、项与年听了，异口同声地对莫雄说，莫大哥！我们代表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与莫雄取得一致意见后，几位共产党人紧急讨论了向瑞金送情报的人选。每个人心中都清楚，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无数道关卡，稍微露出一点破绽，必死无疑。但面对这一生死考验，没有人退缩，每个人都争着将生的机会留给同志，将赴死的光荣留给自己。
几经商议，最后项与年站起来说，同志们！个人生死事小，党的生死事大，大家不要争了，这一带的地形我最熟悉，江西话、客家话我都能讲，还是由我来承担这次任务吧。
几位同志听了，不再争执，他们默默地握住项与年的手，没有再说一句多余的话。
项与年，原名项廷春，化名梁明德，福建连城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海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回国后，项与年加入中央特科“红队”。1928年，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邢士珍、颜昌颐、张际春等 5 人因此被捕牺牲，在随后制裁白鑫的锄奸行动中，项与年是骨干成员，这是一位在白色恐怖下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忠诚战士。
莫雄曾回忆说，几位同志取得一致意见后，项与年连夜用密写药水将情报上的敌兵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天色吐白后，他又与其他几位同志对沿途敌情进行了分析，最后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步行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
一切准备妥当后，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几经周折进入泰和县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了，行迹稍有可疑便会遭到立即逮捕。为了躲避敌人的盘查，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的干粮和野果充饥。经过多天艰难的跋涉，达到兴国地界时，38岁的项与年已变得骨瘦如柴、沧桑不已，早已不再是原先教书先生的模样。
这样不行！如果遭遇敌人盘查，很容易露出一直在赶路的马脚。
怎么办？
看到兴国到处是碉堡、哨卡，到处都在抓可疑的“赤匪探子”，情急之下，躲在山林中的项与年竟拿起一块山石猛地朝自己的面门上砸去，直到把自己的四颗门牙砸掉，满脸鲜血为止。
这是自残式的破釜沉舟。
经历一夜的痛苦，等到第二天下山的时候，项与年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人惊目、无法怀疑的叫花子，面目狰狞、门牙尽失、一脸污血、蓬头垢面、赤脚瘸腿、疯疯癫癫······哨卡的敌兵看到这样一个惨不忍睹又让人万分厌恶的叫花子，根本想不到这是伪装，纷纷在辱骂驱赶中放了行。
就这样，项与年穿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天后终于进入了苏区。当看到苏区持枪的红军战士时，忍受巨大痛苦，劳累不堪的项与年再支撑不住，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吃力地扬着手，拼命地向红军战士喊话：“我要见周恩来······我要见周恩来······”
一个凄惨疯癫的乞丐怎么会知道周副主席的名字？红军战士很困惑，也很警惕，项与年见状吃力地说，小同志！我的名字叫项与年，赶快向上报告，我身上有重要情报。
当周恩来看到蓬头垢面、面目全非的项与年时，一时间竟也没能认出来。
周恩来重重地喊了一声：“项与年是你吗？”
项与年用声音和眼神做了回答。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周恩来关切地问。
项与年吃力地说：“为了见您。我身上有情报。”
说着，项与年哆嗦着将四本密写字典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来，递给周恩来。
临时中央负责人看到这份绝密情报，深感形势严重，虽说在此之前，临时中央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央军委已命令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军先行北上西征，并发出了“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但如果没有这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伟大的长征极有可能延缓，而延缓一刻，则意味着凶险万分，甚至无法跳出蒋介石的铁桶合围。
1934年10月16日至18日，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多人，分别从四个渡口渡过于都河，10月21日突围战役打响，从此中央红军踏上了苦难与辉煌的长征之路。
毛泽东在突破乌江后得知项与年冒死送来了促成长征的战略情报，曾万分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从来不缺像项与年这样英雄无畏的战士，也从来不缺像莫雄这样忠诚可靠的朋友，然而由于他们长期在黑暗的荆棘丛中跋涉、周旋、战斗，他们的英雄光辉里总包含着另一层深沉苦难的含义，那就是永远无声无名，更为不公平的是，当红日照耀神州大地时，他们甚至会因为曾经的“白皮红心”而遭人误解，蒙受冤屈。
那个时候，他们多是伟大的沉默者！真正具有信仰的牺牲者！
中央红军实施战略突围后的第十天，按照“铁桶围剿”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但兵临城下之时，也是敌军万分沮丧之刻，意识到150万大军围成的铁桶，最终成了漏洞百出的破桶，蒋介石恼羞成怒，不甘失败，立即紧急调集部队围追堵截。
为粉碎蒋介石的堵截计划，中央特科将刚立大功的项与年从长征途中紧急调回上海，并派他带领两名爆破手赶赴江西南浔铁路，寻机炸毁铁路桥梁和南昌飞机场和油库，从而破坏敌人的后勤运输线，打乱敌人围堵的作战部署。
项与年赶到上海时，很想念原先在上海读书，后来失去联系的儿子，但他没有去熟悉的地方找寻，第二天就登船去了南京。
这一次行动很不顺利，刚到南京项与年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逮捕，随后被押解到江西南昌，准备进行秘密审讯。
与敌人周旋时，项与年始终坚称自己是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的参谋，国民党特务见他证件齐全，说辞没有漏洞，只好将他暂时关押起来，以便向德安方面核实。趁着敌人放松警惕，项与年找准时机，请看守特务喝酒，最后竟成功地逃出了虎穴。
一个多月后，上海已进入隆冬季节，项与年潜回来向党组织寻求指示，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将他派往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化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随部队进入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等职。
再说那位可敬的“莫大哥”。
送出“铁桶围剿”这一绝密情报后，莫雄并没有暴露，1935年3月，蒋介石调任他出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在毕节，莫雄又为红军做了一件大事，帮助贺龙所部顺利通过了他的毕节辖区。
这一次，蒋介石不仅起了疑心，而且动了怒气，随后莫雄以“守城不力”、“通共嫌疑”的罪名被捕，押往南京后差一点人头落地。关键时刻，莫雄动用老粤军的人脉，利用张发奎、陈诚的担保，这才脱身出来。
莫雄身上有股子不畏险恶的豪杰品格，出狱改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后，他以邪不压正的正道气概，将辖区内被囚禁的近百名共产党人全部释放。此外，莫雄还暗中接纳共产党在自己的辖区组织发展力量，用他的话讲，此举为披白皮，干革命。
抗战胜利后，莫雄当过英德县长，广东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几年间，莫雄冒着极大风险，将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无偿送给当地中共游击队，而对国民党的“清剿”命令却拖延不办。
1949年10月，薛岳怀疑莫雄是共产党，将其列入暗杀名单。莫雄从军中袍泽口中得到消息后，逃向香港。广州解放后，叶剑英听说莫雄人在香港，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将他接了回来。
可惜到了土改时，冤屈和苦难还是向莫雄卷席了过来。当地农民和土改干部只知道莫雄身披白皮的表面历史，不知道他是一名红心在胸膛的潜伏者，批斗之后竟要就地枪决他。
命悬一线时，莫雄刚毅不屈，缄口不语，只字不提自己对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幸亏有人及时找到陶铸，反映了实情，莫雄这才保全性命，活了下来。
后来有人问莫雄，那时候你为何沉默，不抗争，不申辩？
莫雄说，扛过枪打过仗的人，不能丢了尊严。我问心无愧，无话可说。
终于走出黑暗，走出苦难后，莫大哥看上去像一颗大树，长寿，活了89岁。
1949年之后的项与年，面对苦难与冤屈时，也是无声的。面对污蔑迫害，他不是沉默，而是一头栽倒在地，从此成了一名中风失语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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