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5年零10个月的苏区时期,党中央重视干部教育工作,配合军事斗争开展了具有苏区特色的干部教育。通过教育,干部在斗争中学习、在锻炼中成才,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也开创了好学上进的优良学风。
“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党始终重视并加强干部教育工作。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底的两年中,根据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干部教育和苏区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同时,中央在近40个决议、指示等文件中强调加强干部教育,并对教育要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做了具体规定,如《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线,要坚决地消灭理论与实际分开的现象。”
为了使苏区干部教育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的需要,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亲抓干部教育,深入实际具体指导和参加干部教育教学工作,及时总结干部教育工作经验。毛泽东提议并指导创办了红军通讯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还兼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并亲自上课。《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就是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上课的讲稿。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央苏区许多党、政、军的领导人也都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在各学校讲课担职。他们严于律己、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干部学员,使干部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正确迅速得到贯彻执行。
“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需要,特别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就是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苏区的各类干部教育学校,都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使党内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同志具备坚定的革命信念,真正在思想上入党。
加强政治教育,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廉洁意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方略。他主张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其作为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基础,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他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他(马克思)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同时,注重对干部深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时势政治任务教育、党风党纪教育等。此外,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经常地检查自己的工作,从经验和教训中,找到改善工作的方法。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苏区干部形成了“十带头”“四模范”的优良作风。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斗争中学习,在学习中运用,成为苏区干部掌握斗争本领、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方法。苏区时期,党提出并坚持了“联系革命战争、联系生产劳动、联系群众”的干部教育原则,为后来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区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在建立、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党和苏维埃政府把干部教育工作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将其看成是最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苏区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
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当时苏区的现状是:无论是红军指战员,还是苏区的普通民众,普遍文化水平偏低,大多数人甚至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不识字,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训练,影响政治水平和战斗力的提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开展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缓。苏区创办了夜校、半日制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在村头路口,街头巷尾,到处设立识字牌。中央苏区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一整套“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识字教学法,促进了识字运动卓有成效开展,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因地制宜,群策群力。苏区干部教育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道路。没有办学经费,就由群众募捐筹集;没有校舍,就利用祠堂庙宇或由群众献工献料修理废旧房屋;没有黑板,就利用墙壁或祠堂的堂匾涂上烟墨;没有课桌椅凳,就发动学员用砖石、土坯和木板堆砌;没有纸和笔,就用沙盘、石板和石笔代替;没有粉笔和红墨水,就用白石泥做粉笔,用朱红石磨成红墨水。一切都依靠教师和学员自己动手,来解决办学中的各种困难。苏区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开设教员训练班,开办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短期列宁师范学校,组织教师讲习所、观摩教学评议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等,形成了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师范教育体系,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生力军。
“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以“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为核心的上政治课的教授法,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中央和各级政府都把它规定为改革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在教学工作中普遍得到贯彻落实。
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报训练班在宁都县小布赤坎村开学,毛泽东给学员上第一堂政治课,勉励他们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言简意赅的语言,比喻贴切,生动地说明了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重要作用,使多数识字不多、对无线电一无所知的学员们深受教育和鼓舞。
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事业急需识字明理的人才,毛泽东和徐特立等苏区政府领导人,通过扫盲识字等各种文化教育手段,尽快提高革命根据地干部和群众文化教育水平,高度重视改革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为提高苏区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方法论。苏区提出的以启发式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是苏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
(摘编自《领导之友》2017年第2期 康井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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