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祖根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李国忠就是这样一个自强不息的追梦人。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特殊时刻，年届耄耋、党龄超过一个甲子的中共辽宁省委原常委、辽宁省总工会原主席、辽宁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李国忠出版了一部言近旨远、情感丰沛的新书——《追梦集》。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国忠是怎样把青春播撒在航空报国新征程上由一个懵懂寻梦少年成为一个能掌握现代航空技术的大国工匠，从一个企业基层干部蝶变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的。                                          

寻  梦

李国忠，193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自他懂事时起，便目睹家乡笼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随着年龄日渐增长，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人民之所以受小鬼子的欺凌，就是因为国家穷。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为国家争光梦的金色种子。

他在童年时代，尽管家庭生活清苦，但有父亲的肩膀依靠，有母亲的疼爱关怀，备感家庭的温暖和快乐。然而生活却总是开命运的玩笑，在他七岁时，母亲因病不治离他而去。这让他感到突然失去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自立自强的意识开始在头脑中萌生。

在母亲逝去后的第二年，父亲因无力照顾他，无奈选择再婚。

1953年，他初中毕业了。按照当时的学习成绩，他是完全可以报考高中将来上大学的。但当他看到，继母又陆续生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全家六口人仅靠父亲一个人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心里感到很不安。此时，有些“早熟”的他，自小养成吃苦耐劳的秉性，促使他放弃继续念高中、上大学的打算，要自寻出路谋生，为极端困难的家庭分忧。恰好在这时候他发现位于沈阳的东北242技工学校在当地招生。这所学校是由国家提供全额助学金，上学不会增加家庭负担时，在父亲和继母同意后毅然决然地报了名。经过考试、面试、政审等环节，他如愿以偿被录取。报到后，他才知道这个技校是专门为航空工业培养建设人才的。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走对了，决心沉下心来发奋读书，将来当一个制造飞机的好工人。两年后，他以理论课和实习操作课门门优秀的成绩毕业。

1955年9月，他被分配到沈阳国营112厂（即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以下简称“沈飞”）21车间当钳工。报到的第一天，他看到被人们誉为“十里飞机城”的“沈飞”果然名不虚传，简直太“牛”了。工厂的几处大门以及21车间所在的70号厂房都由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站岗；被称为“亚洲第一厂房”的70号厂房里，竟容纳了6个都具有几百人的大车间。对来到这样的工厂工作、生活，他感到像做梦一样，一连多天沉浸在亢奋之中。

安顿下来后，他逐渐冷静下来，默默地叩问自己：来到这么好的工厂你将怎么干？此时，他想起在技校学习航空理论时，曾经学到过“加力起飞”这个词儿，意思是说飞行员在跑道上操纵飞机起飞时，要想缩短滑行距离、以最快速度升空，必须打开发动机“加力燃烧室”，才能让飞机起飞更快、飞得更高。现在自己当工人也必须“打开加力”，干出个样子来。

他对“工人”一词的理解也颇有见地：“工”字顶天立地，工人工人，就是头顶蓝天、脚踏实地的人。我们制造飞机的工人更应该顶天立地，努力争取做一个‘造飞机的鲁班’。”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从分到车间的第一天起，每天从早到晚都钉在工位上，有生产任务就“打开加力”使劲干，完成生产任务后，腾出时间来就苦练基本功，埋头把锉、锯、凿、钻、研磨、钣金等钳工所应掌握的基本技术一样不落地撵到手里苦练，终于练就了一身“大匠运斤”的本事。车间一些老师傅逐渐发现这个青涩内敛、话语不多的小伙子跟别人不一样，不仅基本功扎实、活干得好，而且爱动脑筋，班组长给他分配一些形状不规则、协调难度大、工时定额紧的活，他从来不“打悖”，总是能通过改进工夹具、改变操作方法按时或提前超额完成。有付出就有回报。仅半年时间他就被车间破格评定为四级工。实际上班组长却往往给他分配五、六级以上的活。久而久之，这匹能拉“大车”的“小马”便脱颖而出，成为车间新工人中的佼佼者。他一个月的生产任务，十天半个月就能干完，凭的是实干加巧干。到库房领材料，去工具室借工具，他都是一溜小跑。对他的这一切表现，车间许多老师傅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一次，车间一位名叫许金椿的老师傅对党总支书记赵云章说：“我看李国忠这个小伙是棵好苗子，建议党组织对他多加培养，这棵小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后来，许师傅成为李国忠的入党介绍人。许师傅的目光犀利，一语成谶，李国忠以后的发展轨迹完全得到应验。从他入厂的第二年起，便年复一年成为车间、厂的先进生产者，后来又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

“沈飞”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前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给沈飞遗留下一大堆技术问题，直接制约着科研生产的发展。对此，李国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想，自己有一手好技术，又是劳动模范，有责任挺身而出为企业解难，为国家分忧。于是他串联了5名劳动模范成立了厂技术协作委员会，群策群力攻坚克难。他被大家推举为会长。技协成立后，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成员越来越多。为了发挥技协更大的作用，他组织技协积极分子以厂文化宫地下室为阵地，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解决各单位上报的关键课题，先后突破了飞机涡轮蜗杆加工、襟翼滑轨变形、机炮卡箍成型、钛合金零件制造等难题，保证新机制顺利进行。

人到山腰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随着沈飞科研生产的发展，一种又一种新飞机投入研制，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层出不穷。李国忠越来越感到自己肚子里的那点“墨水”不够用了，对生产中出现的许多棘手问题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想到，古人说“縄短不能汲深井，水浅难以负大舟”。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当一个知识型、创新型的工人，他决心报考“沈飞”自办的401工学院，为自己“充电”。经过短时间恶补文化课，他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中专班。从此，他又开始在文化战场的冲刺。每天傍晚，辛劳了一天的他走出车间，本应“倦鸟归林”，回家享受妻子准备的可口晚餐以及子女绕膝的欢愉。但为了明天，他不得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进灯火璀璨的教室，攀登知识高山。中专毕业后他又一鼓作气考取了飞机制造专业本科班继续深造。在业余学习中，他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整整坚持了6年多。功夫不负有志人，终于完成了本科学业。

“腹有诗书气自华”。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被厂里选拔为第一批工人技术员。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他先是当工艺员，后来又升任工艺室技术组长、车间技术副主任，接着又被提拔为分厂技术科科长。职务变了，但他踏实做事的作风始终没有变。就拿解决歼5飞机机尾罩的关键课题来说，他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机尾罩是由0.8毫米的不锈钢板制成的，由于其料薄刚性差，加上形状不规则，焊接加工中很难达到质量要求，成为全厂的一大瓶颈。咨询苏联专家，他们也只是耸耸双肩，表示爱莫能助。李国忠看到这一幕，彻底被激怒了。他想，米格17飞机（我们称歼5飞机）在苏联早已是成熟的技术，怎么可能机尾罩的加工过不了技术关，分明是人家想以此卡我们的脖子。为打造国之重器，让中国自行生产的歼击机早日翱翔蓝天，扬我国威、壮我军威，他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长期受制于人的瓶颈，自力更生，干出个中国范儿。在征得厂领导同意后，由他牵头组织了一个有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攻关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攻关小组自行设计制造了新夹具，调整了焊料的配方，找到了合理的工艺参数，改进了焊接方法┄┄，这一长期困扰全厂生产的“拦路虎”终于被他们降伏。机尾罩关键技术的突破，不仅沈飞自己解决了大问题，而且也使航空系统内其他主机厂制造机尾罩少走弯路。他们的“三结合”攻关经验在沈阳市、辽宁省、航空工业部乃至全国逐步推广。

厂领导对李国忠辛勤劳动的付出，大为赏识。为了激励他再接再厉继续前进，不仅给他戴上了多项荣誉桂冠，而且把他树为英模标兵，还专门为他举办了一个先进事迹展览会，编排、演出了专场文艺节目。这样高规格的精神褒奖在“沈飞”历史上没有第二例。

追  梦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责任。19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后期，“沈飞”16车间由于派性作祟，班子不团结，管理混乱，生产受阻，月月完不成任务。这个车间是生产飞机座椅和飞机操纵系统的专业车间，对全厂来说举足轻重。这个车间如果瘫痪，全厂就别想出飞机。为此，厂党委决定立即调整这个车间的领导班子。派谁去？组织部门开始提出3个人的名单，李国忠赫然在列。党委常委会对这三个人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决定把这副担子压在李国忠肩上，任命他为车间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当党委领导找他谈话时，他明确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党委领导提醒他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他说：“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克服。千难万难有党委支持就不难，依靠群众就不难。”

“车间要换头头了”，这个消息很快在16车间不胫而走。这时，有的人放出话来：“管他什么模范不模范，他想来收拾我们，没门！”更有人说：“他如果识相啥都好说，否则就让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他就是顶着这股暗流凛然走马上任的。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车间大会，有些人就给他下马威，约有四分之一的人不露面，就想看他的笑话。面对如此情况，他心有惊雷，却面若平湖，沉着应对。他在车间大会上开门见山地说：“我到16车间来工作是党委派来的，我一定坚守阵地！我工作做得不到位，或者有错误，欢迎大家批评，但我布置的工作绝不允许打折扣，更不能阳奉阴违消极怠工。国有国法，厂有厂纪，谁胆敢违法乱纪，我绝不手软！”他那浩然之气和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亮剑”，令人震惊。会后有人说：“看来这个‘小白脸’不是善茬”。接着，他又大刀阔斧调整车间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整顿生产秩序，发动群众批判派性，严格贯彻执行规章制度，刀刀见血，招招见效。他深入生产的各个环节，通过同工人同劳动、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实心实意为职工办事等办法，集众志、谋良策，终于以自己人格魅力的“强磁场”，吸引车间党员骨干和绝大部分职工群众团结在党总支周围。就这样，他用心、用情、用力书写出16车间的新篇章，仅用一年时间，16车间便浴火重生，班子团结了，职工心齐了，生产上去了，由后进单位一跃成为先进典型。

对李国忠在改造16车间过程中的种种表现，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敢打敢冲的勇气和睿智的斗争艺术，让厂党委领导同志看到他身上蕴藏的潜能。于是厂党委决定让他担负一项更艰巨的任务。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余毒没有肃清，工厂许多规章制度被废除，生产经营管理一度形成了“纵线断，横线乱，左右不协调，上下不连贯”的混乱局面，致使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工厂生产出来的大批飞机不能如期交付空军，一时间飞机场变成了“养鸡（机）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求工厂进行全面整顿，迅速把产品质量抓上去。就在这档口，李国忠于1972年临困受命，担任工艺处副处长，协助总工程师抓技术质量整顿工作。

面对这一任命，他深感责任重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在总工程师的全力支持下，以强化责任制开篇破题，制订了一整套严密的技术管理方案，实现由会管理过渡到“慧”管理：以强基固本为抓手，下大力气狠抓工艺基础整顿；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对一张张图纸、一份份工艺规程、一个个零件、一项项工艺装备进行“三结合”会诊，找出问题，一律实行“清单式”挂账管理，切实做到解决小问题不过时，解决大问题不过夜。经过近一年多时间的真抓实干，技术质量整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建立健全了13项卓有成效的规章制度，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原来暴露出的质量问题一一得到解决，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积压在机场上的大批飞机通过严格的质量鉴定，排除了故障，陆续交付了部队。“疾风知劲草”。李国忠这次又交出了一张领导满意、群众高兴的成绩单。

沈飞这次质量整顿工作态度之坚决、速度之快、效果之好、经验之丰富，引起航空工业部的高度重视。1973年12月，航空工业部在“沈飞”召开了整顿质量现场经验交流会。厂里决定让在这次抓整顿质量工作主角之一的李国忠在会上介绍了经验。这份凝结着“沈飞”人集体智慧和他个人心血的经验，受到中央军委、航空工业部、省市委领导以及与会的兄弟单位的好评。

工厂质量整顿取得重大成果，科研生产形势越来越好。这时厂党委审时度势，认为有必要乘势而上，进一步强化生产技术管理，遂决定组建一个全新的功能完备、上下贯通、指挥灵便的技术办公室，统管全厂设计、工艺、冶金、特设、强度试验等十几个技术处（室）。机构定了，由谁来挂帅？党委的目光又集中在李国忠身上，任命他为技术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技术系统党委书记。他上任后，面对新的任务、新的挑战，察势驭势，沉着冷静、从容应对，以变应变。他组织总工艺师、总特设师、总冶金师系统等部门制订提升自身能力的措施计划，实施大破大立的新策略。全面恢复并强化了以“总师”为首的责任制，在“总师”下增设了主管特设师、主管工艺师、主管冶金师等职位，并制订了相应的职责及考核办法。与此同时，他亲自率领工作组，深入生产一线进行调查研究，用生产实践检验技术工作是否到位、有效，倒逼改善与加强技术基础管理工作。这一系列的扎实工作，让技术系统的面貌根本改观，促进了科研生产的发展，从而加快了几个机种设计定型、生产定型的步伐。

1975年9月，李国忠晋升为“沈飞”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统一管理全厂的生产技术工作。他是沈飞自1951年建厂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土生土长、由工人成长起来的的厂级领导干部。这充分说明上级领导机关和沈飞党委对他的信任；同时表明，他是一位堪当大任、具有发展潜质、可塑性极强的难得人才。

李国忠没有辜负领导的冀望，在副书记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兼任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这意味着他的翅膀越炼越硬，开始振翮高飞了。他学会了“弹钢琴”，坚持党务、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技术工作一起抓，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科研生产的发展：在这期间，歼8系列飞机改进改型，一项项有序推进；多批生产飞机也按计划交付部队；民用产品生产，由“小打小闹”发展到民品产值约占总产值的半壁河山；工厂产品结构逐渐形成了“天上飞的（飞机）、海里行的（气垫船）、陆地跑的（汽车）”崭新的生产格局，让世人看清了“沈飞”的“庐山真面目”。一个企业能同时生产天上、地上、海上主机产品的，不仅在国内找不出第二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极为鲜见的。

李国忠多年来努力拼搏取得的卓越成绩有目共睹。航空工业部早已把他列入继续提拔重用的候选名单。1980年2月，部里选送他到冶炼高级干部的大熔炉——中共中央党校深造，就可见端倪。他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下苦功夫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学原著、悟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学习结业回厂后，他运用在中央党校学到的理论，结合工厂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在新机研制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归纳起来就是要正确处理“九大关系”。这个经验受到航空工业部的高度重视。随后，部里在“沈飞”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李国忠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向全部推广了这一经验。自此，李国忠在航空工业内部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筑  梦

粲然业绩名自远。就在航空工业部准备待机擢用李国忠的时刻，中共辽宁省委疾足先登，与航空工业部商调李国忠到辽宁省总工会工作。航空工业部为支援地方，只好忍痛割爱放行。

1984年12月，李国忠担任辽宁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不久改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新使命呼唤新作为。李国忠把这次更换舞台看成是一次“赶考”，他认为自己虽然在大型军工企业工作多年，对工会工作并不陌生，但省级机关的舞台大了，服务的人群大了，工作范围宽了，责任也更重了。他决心边学边干、谨慎前行，给党和人民再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怎么干？他还是老主意，“加力起飞”！

他上任之初，正值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这时他看到，在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的企业由于调整兼并，产品结构发生变化，经营效果不理想，致使下岗分流人员日渐增多，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面对这些问题，他和“省总”党组的同志们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分析，理清了这个时期的工会工作的思路和努力方向：既要服从大局，积极支持企业搞好改革又要设身处地帮助企业度过当前的困境，特别是要想方设法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生计问题，把工会真正建成职工之家。为此，他要求省内的各级工会组织，要真正把职工群众装进心里，把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的使命牢牢扛在肩上。在这期间“省总”，干了几件非常合党心、顺民意的大事，受到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的夸赞。

1989年，他在深入基层走访慰问中发现有一部分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30元，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平方米。看到有的职工群众生活这样困难，他的心情很沉重，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寝不成眠。如何破解？他反复思考后，准备采用录像的办法把困难职工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寻求破解之策。他把这一想法在党组会议上提出后，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表示质疑，怕弄不好引火烧身。这时他想到，封建社会的一个“七品芝麻官”都暁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党员干部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还配当共产党员吗？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主意是我出的，将来一旦要挨板子，由我一个人担当。”短短一席话，凸显他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为了把这件事办好，他把机关有关人员组织起来，向他们交任务、教方法。录像完成后，他又亲自审看，确认无误后才决定正式拿出来。一次省委召开全委会议，他请示省委一位副书记并得到同意后，便在小组讨论会上播放了录像。播出后，大多数同志认为“省总”这件事办得好，职工的实际困难问题应该迅速采取措施解决。但也有个别人说，这是一种暴露阴暗面的“右派”行为。对此，他针锋相对地据理力争。会后，省委主要领导不仅自己看了录像，而且决定在常委扩大会上播放。省委就如何妥善处理部分停工、待工和亏损企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制订了相应的纾困措施，还专门发了会议纪要和一份正式文件。

一位曾经在辽宁工作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听说这件事后，要求辽宁省把录像送北京，政治局的领导同志也都看了录像。中央了解到辽宁职工的困难状况后，为辽宁职工解困制定了若干利好的政策。

李国忠为了贯彻落实省委关于为职工解困文件的精神，要求“省总”机关干部分别深入基层协助当地党委、政府部门帮扶双特困职工。他自己也身先士卒，带领沈阳市总工会一名领导同志到一家大型军工企业蹲点，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在他看来，当时军工企业由于产品转型带来的阵痛更大，职工解困的难度也更大，所以把解决军工企业职工的困难放在首要位置。他们到企业后，一方面通过综合调研和个别家访，摸清困难职工底数；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开展自救和互救。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使这个企业双特困的状况逐步得到缓解。

1990年代初，李国忠发现省内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部分企业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和退休金，职工生活困难程度加剧，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为此，“省总”向省委、省政府呈报了《关于建设职工温暖工程的报告》。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个报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企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的积极参加下，“送温暖工程”的活动在全省蓬勃开展起来。 随后“送温暖工程”作为“辽宁样本”被推广到全国。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对此项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

1995年2月，李国忠奉调担任辽宁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这一干就是10年。政协工作对他来说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他把自己看成是政协的“新兵”，为适应新的工作，他仍然坚持“加力起飞”：认真学习领会党对政协工作的方针政策，虚心向老干部、专家学者、统战对象、工作人员学习，逐渐掌握了政协工作的规律和要领，并有所创新。

他与省政协原副主席张毓茂同志先后组织政协工作人员和专家学者深入当年辽宁地区抗日战争的发生地、遗址、遗迹进行调研考察，对抗日英烈、知情人后代进行了深入调查。他自己也亲临实地考察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工作，彻底弄清楚了义勇军在辽宁的生成、发展轨迹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于1999年9月编辑出版了《辽宁文史资料精萃》八卷文集。由于这套丛书题材重大、史料丰盈、记叙详实、情感真挚，在全国发行后，引起史学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响，被有关部门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定教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抗日义勇军史料的挖掘、研判，省政协提出中国抗日战争时间应从1931年“九·一八”沈阳皇姑屯兵变算起，是辽沈人民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从而改写了中国抗战的历史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还历史的真实面貌。关于抗战时间的更改，不仅进一步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而且教育全民族不忘国耻，以更宽广的视野面向未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李国忠还亲自组织指导部分政协委员、史学界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了一部《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上、下集），全书118万字，集中展现了白山黑水间各族儿女自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事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是一部难得的爱国主义教材；他鼓励和支持赵杰等8名政协委员联合提出的《关于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立国歌墙》的提案，得到实施；圆满完成了由全国政协委托出版的有关“西安事变”史实书籍和《国歌的故事》等丛书，填补了国内有关抗战史研究的空白。

1992年3月，李国忠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做了一次被媒体认为具有“轰动效应”的发言。这个发言的标题是《谈社会保险改革》，被大会列为0905号提案。提案就当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生活、社会保险改革存在的焦点、难点和痛点问题进行了详细陈述，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这个提案在大会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事后，国务院法制局和劳动部对他在提案中提及的5个方面的问题一一作了明确答复。

1999年10月，由林声任主编，李国忠和杨仁恺任编委会顾问的《中国百年历史名碑》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研究石碑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石碑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的瑰丽奇葩。每一座石碑都在诉说一段真实的故事、描绘一幅精美的画卷。本书汇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耸立在我国广袤大地上的座座名碑，填补了国内空白，出版后受到业内专家学者一致好评。为了编好这本书，林声与李国忠亲自带领编辑人员深入全国多地考察调研，查阅历史档案，在研究中钩沉索骥。他这样做，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守  梦

追梦人永远年轻。在李国忠看来，一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生命的终点，但可以尽量充实扩展生命的长度、宽度和厚度。纵然岁月更迭、时光流转，青春不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促使他守梦不止。他从退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享受过退休生活的轻松与惬意。心之所向、身之所往，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许多工作还是他自己“破车揽载”主动争取来的。因为他感到胸中有大义、肩头有责任，所以自觉为之、孜矻为之。

2005年，他刚办理完退休手续，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对他说，成立于1995年的“辽宁省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因换届，拟请他出山接任会长，并担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特邀顾问。他毫不犹豫地表态，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厚望，努力做好新工作。这一干就是17个年头。

他对这次由国内舞台转向国际舞台的转岗，是有心理准备的，难度肯定不小。他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不容后退，只有知难而进，方能成就未来。于是他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制定的“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发展计划开展工作，先后策划和主办了“东亚地区合作与投资环境”、“亚洲金融危机与对策”、“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战略”等研讨会，参与了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的协办工作，为制博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还成功举办了有25个成员国参加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常委会和APEC高官招待会。通过这些活动，为世界了解辽宁和辽宁企业走向世界、扩大开放、加快招商引资步伐，发挥了纽带与桥梁作用。他还亲自率领辽宁企业家代表团远赴欧洲多个国家进行市场调查，为辽宁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这个计划得到省政府的首肯，推动了辽宁产品源源不断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鉴于此，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辽宁省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是一个工作活跃、有特色、有作为的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的地方机构”。

他作为一个在“沈飞”拼搏了近30年的“老航空”，有着“情深似海”的航空情结。他在沈飞工作期间先后参加了多种飞机的研制和批生产，付出了青春年华。调离沈飞后，沈飞仍然是他的精神原乡，始终心系沈飞。战鹰的轰鸣声、机床的运转声、松涛的呼啸声，像美妙的旋律，时时在耳畔回响，沈飞的一草一木也深深烙在心底。他在省里工作期间，以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对沈飞念兹在兹之情仍然强烈。他和罗阳的一次促膝谈心充分印证了他对沈飞的殷殷深情。一次，他听说沈飞正在研制的歼15舰载机遭遇资金、设备等瓶颈，进展不太顺畅，就找机会与沈飞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歼15舰载机研制任务现场总指挥罗阳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首先认真听取了罗阳关于歼15舰载机研制情况的介绍，然后和罗阳一起研究分析当时发生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并详细介绍了沈飞从建厂以来几十年间新机研制的经验教训。这一席谈，为罗阳增强攻坚克难加速舰载机研制的信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多年来，李国忠在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回忆在沈飞工作生活的文章，如《我和沈飞一起飞翔》、《我和神鹰一起飞翔》、《看阅兵说战鹰》┄┄，由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见证辽宁》一书中，有一篇关于他的访谈录，全文约10000余字，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是他专门讲“沈飞”的。由此可见，“沈飞”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他还自费出版了《心系沈飞》、《心系航空》两本影集。

2020年末发生的一件事，也印证了他的航空报国情怀。当时他获得一条信息，“西安通用航空科技集团”一位老总到辽宁来调研，寻求合作伙伴。他了解到这个集团是我国第一家致力于发展通用航空事业的民营企业，在全国设有多个分公司，前途无可限量。他想到，沈阳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军机科研生产在全国独领风骚，民机零部件科研生产也方兴未艾，唯独通用航空科研生产则刚刚起步，如果辽宁通用航空事业能与“西通”联姻，则可实现优势互补，闯出一片新天地。于是他果断决定亲自出面接待“西通”客人。在接待中，他如数家珍地向客人介绍了沈阳航空工业的发展状况和辽宁当前的营商环境。他还与客人探讨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与发展前景。客人对他颇有见地的谈吐和真诚的合作意愿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当即决定在辽宁设立分公司，并聘任他为集团的“特别顾问”。他欣然应聘。送走客人后，他一方面向省有关领导汇报，另一方面协助有关方面紧锣密鼓筹建分公司事宜。仅用了两天时间，“西通航（辽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在沈阳自贸区挂牌成立。2021年春天，他又亲赴西安与“西通”一起进一步擘画辽宁通用航空事业的发展蓝图。这一系列活动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一个“老航空”的初心、使命昭然。

在退休后的二十多年间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只要有人需要，他都会慷慨奉献。请看看他的这些头衔：  “辽宁省可持续发展促进会会长”、“辽宁省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辽宁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创业商会名誉会长”、“辽宁产学研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誉会长”等等。他兼任这么的工作，决非是挂虚名，而是名副其实的实干家。由此人们不难想象他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的《马上作》诗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何尝不是对李国忠晚年的人生写照。

回望李国忠“头角峥嵘”的漫漫追梦路，人们发现他一路都在“加力”飞奔，从春跑到夏、从秋跑到到冬，从风华正茂跑到桑榆暮年。人们还发现他几十年来始终做到“贫，气不改；达，志不改”。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也不管饰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总能使出“闪、展、腾、挪”十八般武艺，上演出一出出能赢得掌声赢得鲜花的活剧来。凭什么？有人说他天资聪颖、禀赋特异，但笔者以为他“消失的是华年，更迭的是角色，不变的是初心”。一个老共产党人刻入骨髓的信念永远激励、支撑着他！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上也一定能续写出新的华章。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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