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出发前夕,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将1933年10月17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再次合并,组成干部团,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具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干部团辖3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1个上级干部队,共1400余人。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随时参加战斗。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干部团多是精兵强将且装备优良,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和缴获的钢盔。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经常出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
遇河架桥,争当开路先锋。长征出发伊始,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就受领在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的任务。他们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使红军4路纵队稳步从桥上通过。11月27日,特科营接到干部团急令:在湘江界首渡口架设一座浮桥。特科营工兵连一路急行军,越过崇山峻岭,克服千难万苦抵达界首,苦战一夜,最终按时完成任务。这座浮桥经受住敌机轮番轰炸,保障红军西进,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
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贵州省黄平、余庆、瓮安地区,被乌江挡住去路。1935年元旦,在对岸有敌军防守、后有敌军紧追不舍的紧迫形势下,中革军委向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下达架设乌江桥的任务。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接领任务后,立即率领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工兵连官兵将由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由于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立刻就被狂涛骇浪卷走,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紧急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但几次现场模拟还是不可行。一筹莫展之际,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何涤宙想出一个办法:在竹篓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竹篓内装入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以此代锚,固定浮桥。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奋斗,工兵连终于将浮桥架到江对岸,确保军委纵队和各军团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英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在遵义会议上恢复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 随即指挥四渡赤水。其间,干部团配合主力部队参与两场战斗,一是一渡赤水前攻打土城,二是二渡赤水后再克遵义。
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准备拿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令干部团急行军一天走120余里,由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扼守娄山关,其余赶赴遵义城外夺取老鸦山。老鸦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谁能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经过苦战,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第10团胜利攻占老鸦山,使红军再夺遵义城。此役,红军共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虏敌人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
四渡赤水后,红军进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5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赶在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处,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以第三营为先遣营,以两个步兵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为后梯队。为出其不意,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翻山越岭,一昼夜急行160余里,迅速占领皎平渡南岸,悄悄渡过江抢占北岸制高点,俘敌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并控制渡口。而后,干部团乘胜攻占通安州,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以7只小木船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此,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干部团。
边战边学,提高战术水平。长征中的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干部的流动学校,始终坚持且走且教、边战边学。干部团一日行军百里,跋山涉水,不忘教学本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利用宿营、休息、站岗及战斗间隙,采取集体教学、个别辅导、三五成群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战术技术、研究战例、总结战斗经验,先后组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破袭等战法的研究训练。教员会结合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学员在热烈的讨论中交流了思想, 增长了知识,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行军的疲劳。
1935年9月中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团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11月,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会合,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至此,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它留下的赫赫战绩,永远是长征这一宏大叙事史诗中的精彩篇章。
(摘编自2022年8月11日《中国国防报》 钱锋 沈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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