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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他贪污受贿，眼见他以权谋私，眼见他被调查了。
然后呢?在“双规”时交代问题、在看守所等待审判以及在监狱里服刑，那些落马高官要经历一段段“非常”生活。从身居高位到阶下之囚，他们如何下落，有哪些反省，又能给予社会何种反面教益?
据报道，自1987年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有上百名。高级干部一直是中央反腐工作的重点，历届中央领导无不强调，并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措施...
一入“号子”岁月催
这种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从辽宁“慕马案”以后成为惯例的。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介绍，“中纪委在查办‘慕马案’时，
发现关系网干扰办案，就开始实行异地办案、异地审判。”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在4月24日的庭审中翻供“逆袭”后，高官落马后的种种“待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谢亚龙所涉中国足坛反赌扫黑案的背景，是正处中央反腐败“五年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回望过去几年里，反腐败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高层对腐败官员查处的力度不断加大。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贪腐受到法律制裁的副省(部)级(含“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官员已有百人。
这些落马官员大都经历了“双规”阶段。在接到被“双规”的通知时，他们的梦魇也开始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将被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如一位曾被“双规”的司法官员所说，整个“双规”期间，自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茫茫的大海上，那种无助的感觉是最可怕的。
许多官员，不超过3天，什么都全招了。
相比而言，接下来的司法程序，进入看守所等待司法判决、服刑、出狱……也许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
“双规”期间压力最大
对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而言，他的梦魇始于衡山马勒别墅酒店。这座尖顶红瓦，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在2006年上海社保案调查期间被中纪委专案组征用。
随后，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上海电气集团前副总裁韩国璋、宝山区原区长秦裕分别被双规……2006年9月24日，陈良宇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后，随即被“双规”。
一般而言，“双规”地点都非常保密，其选址也非常考究。地点需僻静，外界人员来往少，吃住条件比较方便，招待所、宾馆、培训中心等都经常被作为“双规”地点。
而如果被“双规”的人员和案件在当地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或者在当地影响很大，有可能干扰调查时，还会对被调查者实行异地“双规”。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双规”期间，被调查的官员不许与外界接触，无法了解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哪些已东窗事发，哪些已铁板钉钉，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他们心理压力非常大。
“如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被‘双规’后，情绪紧张，夜间心律最低每分钟31次。”李永忠说，由于他曾患有心衰、房颤和高血压等病，调查组赶紧安排他住院治疗，医院为其安装了最好的心脏起搏器。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王乐毅身体才恢复正常。
因为压力大，官员在“双规”期间试图自杀的事情也有发生。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在“双规”期间就曾试图自杀，但未遂，因为纪检机关做了有效的防范措施。
为了保证被调查人员的安全，“双规”安全组首先要求尽量将被调查人员安排在一楼;在陪护室、办公室、谈话室、过道以及卫生间等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加装防护栏;电源线路一律实行暗装，不能裸露在外;卫生间的门不能有反锁条件，确认卫生间各悬挂点是否已被消除等。每“双规”1名涉嫌重大案件的官员，一般会有早、中、晚三班24小时全程陪护，夜间陪护不能睡觉。
看守所里“三高”消失了
对陈良宇的双规，结束于2007年7月26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并作出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遭到逮捕后，陈良宇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但对许多高官来说，在被押入监狱前，还要在看守所里等待最终的审判。
押入看守所后，待审高官们会发现这里的压力比“双规”期间少了不少，也因此，被逮捕，进入看守所，于他们而言反而是一种解脱。
主要关押中央督办案件、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办理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员的广东省看守所，曾对媒体举行开放日活动。
据工作人员介绍，看守所里有图书馆，可以读书看报;还有电视，可以看到于丹讲《论语》。进入看守所后，由于生活节奏规律，一些高官原来的脂肪肝、“三高”问题都消失了，有些人甚至比进看守所前胖了10来斤。
为了确保在押人员能及时反馈情况，每个监室内都安装了受虐报警装置和对讲系统。看守所负责人介绍，这有助于杜绝牢头狱霸的产生。
有时担心被监管人员思想压力过大，除了日常医疗服务外，看守所还设置有心理咨询室，配有3名心理咨询师，专门为被监管人员开展心理辅导。
单独放风
据《法治周末》2012年2月7日报道，自1987年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达百名，除3人自杀和外逃，7人待判决外，其余90人的量刑情况是：死刑6人，死缓26人，无期徒刑16人，这三项刑罚约占53%，另有42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陈良宇即位于42人之列。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对陈良宇的审判，是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
这种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从辽宁“慕马案”以后成为惯例。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介绍，“中纪委在查办‘慕马案’时，发现关系网干扰办案，就开始实行异地办案、异地审判。”
在异地天津受审宣判后，陈良宇放弃了上诉，被押回秦城监狱服刑。
普通犯罪人员通常是就近执行刑期，即在哪里判决就在哪里的监狱执行。但根据一个不成文的惯例，省部级官员都要集中到秦城监狱服刑。
据《京华时报》报道，秦城监狱直属公安部，是唯一一座不隶属于司法部的监狱。它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因关押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而为外界所知，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
在秦城监狱，犯人按“级别”不同有单独和集体囚禁两种，“级别”划分一般是根据犯人在入狱前的官职，或涉案的程度而定。据媒体报道，陈良宇就是在一个接近20平米的单间里，被单独关押，内有单独的洗手间。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披露，为防止被押高官自杀，室内许多设施都经过了处理，有棱角的地方，都被磨圆;铁丝、碎玻璃片、绳索甚至是布条，以及易燃易爆品总之，一切可以用来自杀、越狱的工具都被认真清理掉。甚至连墙都是特制的，可以防止囚犯撞墙自杀。秦城监狱的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房门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处，都有“窥孔”，便于哨兵对被囚人员进行24小时监视。
陈良宇的监室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独立分队负责贴身看守他。除了没有自由，他可以看报纸，看内容受限的电视，还可读书、写材料。
秦城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每次放风时间20分钟至1个小时不等，时间依当时狱中犯人的数目而定。据媒体报道，陈良宇喜好打太极拳，经常在监室门口打一会儿拳，等到放风的时间再出去。
保外就医与减刑
押送陈良宇的汽车开进秦城监狱的大门时，曾关押在这里的另一名重要犯人陈希同已经离开了。本来，这两个人有可能会在这里相聚。
陈希同在1998年7月3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从被逮捕之日起计算，按原刑期需要到2014年2月才能获释。
但2004年，陈希同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这次突然发病后，陈希同向相关部门领导写信，以“心跳异常、心血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疾病”为由，要求“保外就医”。后经协调，自2006年8月下旬起，陈希同获得有条件的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期间，陈希同主要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经过批准可以见到一些老朋友。从2008年开始，陈希同病情趋重，就不再见外人了，主要在家养病，有时会到医院治疗。
对许多高官而言，保外就医是实现提前出狱的一条路。据曾经担任陈良宇刑辩律师的高子程介绍，虽然保外就医规定病情好转应该继续服刑，现实情况却是一旦保外就医就很少回去。高官们大多年老体弱，容易通过就医的途径获得狱外执行。
除了“保外就医”这条通道外，高官服刑后更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减刑。
据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
按照之前《刑法》的减刑规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后可依照《刑法》规定继续获得减刑。在这种减刑模式下，死缓罪犯最快能在12年左右出狱。《瞭望东方周刊》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评价道：“一旦贪腐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于死刑立即执行，其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极易滋生外界对其‘免死—减刑—假释’路线图的猜测。”
对陈良宇来说，也存在减刑的可能性。据《财经》杂志分析：依据一审判决，陈良宇需要服刑到2025年7月25日。根据《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即使陈良宇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或者假释，也至少要服刑九年，即最早于2016年7月25日才能走出监狱。
在服刑期间，陈良宇的辩护律师高子程曾随其家属探视过他。据高子程说，陈良宇现在已经两鬓斑白。
那些为高官辩护的人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行刑前郑筱萸曾写一封绝笔：“说句心里话，
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时至今日，律师杨矿生仍能记起2009年12月22日11点45分，他和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我办过那么多大案要案，从来没有紧张过。但见到文强的第一眼，我还是紧张了。我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平静下来”。
杨矿生为文强担任辩护律师的消息披露仅一天时间，某网站就有了76482条相关评论，批评、谩骂的帖子超九成。
“这种案子，律师心理压力肯定要大一些，要比平常的案子费更多精力。首先，案子的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其次，面对的控方通常是全国十佳公诉人，他们有强大的法律团队。”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嘉毅告诉本刊记者。
2003年，韩嘉毅曾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担任辩护人。
亦有律师向本刊记者透露，尽管这种案子律师费不高，但几乎所有律师都愿意接，“压力大，风险大，一战成名的几率也大” 。
秦城监狱的会见
韩嘉毅第一次注意到李嘉廷的名字，是1999年在昆明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李嘉廷主持开幕式。“我当时还感慨这个省长口才不错，居然亲自主持开幕式。”
四年后的2003年，韩嘉毅在秦城监狱见到了他的当事人那位“口才不错的省长”。
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李嘉廷从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李某或单独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038万元、港币649万元、美元9.1万元、日元20万元。2001年10月10日，李嘉廷被批准逮捕。
在韩嘉毅的记忆中，李嘉廷案可算是他近10年来最为和谐的一次辩护经历。
和这一级别的大部分官员一样，李嘉廷被“双规”一段时间后，转往北京秦城监狱。
原本“会见难”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常见问题，但在这次辩护中，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韩嘉毅记得，在侦查阶段，他每次提出会见要求，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的承办人都会很快予以安排。“有时候承办人出差，不在办公室，他的同事代接了电话。我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承办人就回电话，一方面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跟我商量能不能等他回京后再见面。”
第一次会见，韩嘉毅和李嘉廷之间只隔着一张桌子。李可以向监管人员要水喝，也可以自由地借用纸笔。在旁负责安全的监管人员通常在看《知音》、《法制日报》等报刊，不会限制律师和当事人的谈话。
在韩嘉毅的印象中，这样的会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很常见，当时，由于场地所限，会面经常是在看守所的院子里，律师可以和犯罪嫌疑人在长廊中溜达着说话。那之后，大部分会见便只能隔着玻璃和栏杆了。
有律师向本刊记者透露，秦城监狱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所在，绿树掩映，山岭叠翠，若不是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和持枪峙立的武警，几乎要误以为自己进了别墅区。亦有律师称，有官员进了秦城监狱后，仍保留着旧有的作风，“他会跟监管人员说，‘你去给我们弄个火锅，今天要改改伙食’;或者是‘小鬼，把门关上，你想冻死我啊’”。
开庭时，忘了带被告
李嘉廷案从阅卷到开庭的过程也颇为“和谐”。
开庭前，韩嘉毅与控方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系列程序上的交流。
“法庭提前了解了辩护人有无重要的影响定性、量刑的证据，还了解了被告人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韩嘉毅回忆。
庭审当天，李嘉廷一身西装、衣着笔挺地出现在被告席上，头发梳得油亮。
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2008年3月25日，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开庭时，陈亦身着一身藏蓝色西装。
有着丰富刑辩经验的韩嘉毅见惯了大场面，发挥尚算正常。倒是法官，在中途休息20分钟后再开庭时，居然忘记带被告上来。
“在这种场合下，紧张是很正常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本刊记者，有时上级机构会把最先进的设备安装到一个大法庭和一个小法庭，比如摄像、监控等。这种情况下，法官特别担心自己发挥失常。如果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律师则根本驾驭不了，甚至会紧张到说不出话。
韩嘉毅记得，李嘉廷站在被告席上，语气平和，他说自己在庭上所作的一些辩解、一些抗争，并非想要改变判决结果。
这场“要案”风平浪静后，韩嘉毅总结道，“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控方的举证非常充分，公诉人对被告人的发问也非常文明得体。”
高官翻供并不罕见
“一些高级别的官员，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法律程序上更会注意。”韩嘉毅认为。
尽管如此，有律师向记者透露，诱供、软暴力等情况仍存在，这与官员级别并无必然联系。
曾经代理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一案的律师莫少平告诉本刊记者，大多数高官的案子在前期都有“双规”阶段，“就是指定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这个阶段，由于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律师没法介入”。
莫少平记得，他在秦城监狱见到刘志华时，刘告诉他，之前向纪委交代的一些情况本不属实，是由于“双规”期间对方说“你这点儿事算什么，都说吧”。
于是，庭审时，刘志华有翻供表现。
“当事人在法庭上翻供的情况很常见。”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方起向本刊记者透露，有些官员会说自己受到软暴力逼供。所谓软暴力，就是连续几天不让睡觉等等。这种情况往往查不出证据，因此很难被审判机关采纳。
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但老刑诉法中“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询问”这一条并未去掉。莫少平认为，这两点实际上是矛盾的。“刑讯逼供之所以普遍存在，一是因为立法上的缺陷，二是侦查机关仍然认为口供是证据之王，好像拿不到口供，案子就没法判一样。”
“等通知”
律师高子程记得，2008年3月25日，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论到“滥用职权罪”时，陈良宇打断了双方争论，表示认罪。
最终，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一审后，陈良宇没有提出上诉。
“控方指控了陈良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三项罪名，我是按一项罪名辩护的。”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子程坦言，作为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通过辩论能拿掉一个罪已属不易。
“这类案子倒不是执法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矛盾上交。”莫少平记得，一个案件开庭前，法院院长很坦率地告诉他，“莫律师，我们连开庭时间都要等上面通知。”
2007年6月18日下午2点40分，郑筱萸案二审结束。一审时，这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6月18日晚6点40分，郑筱萸的两名律师张庆、刘宁在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公布了包括郑筱萸案的起诉书、一审辩护词、判决书、上诉状、二审辩护词等在内的9个法律文书。
“这些文书公布后几个小时，就被要求撤了下来。”本刊记者致电当年郑筱萸代理律师所在的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时，得到这样的答复，“当时有关部门就告诫我们，不能接受采访，这个告诫到现在依然存在。”
由此可见中央反腐的态度。一个细节是，行刑前郑筱萸曾写一封绝笔：“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谢亚龙：做什么别做贪官
直到站在法庭审判席上，谢亚龙仍然能够制造争议，有关中国足球与司法透明。
4月24日，丹东市中院，这个中国足球的前掌门人推翻了之前172万元受贿额的供述，并表示自己在调查期间遭受了专案组的刑讯逼供。
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传统智慧看，翻供对于受审者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冒险。辽宁省公安厅专案组随即表示，根本不存在谢亚龙所说的刑讯逼供问题，谢亚龙及其代理律师是在混淆视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在谢亚龙上任足协专职副主席之初的2005年，现在美国读军校的谢亚龙之子接受采访时最后说了一句：“爸爸，你可别当贪官啊。”在庭上，谢亚龙说，选择当庭翻供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让儿子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不能让他蒙受这种屈辱”。
在足球这个透明度相对高的领域，媒体、民众能够审视、评判谢亚龙的一言一行，从工作到生活。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人们也许已有足够的了解，但被体制磨砺的个性、被暗箱笼罩的真相，仍然鲜为人知。
谢亚龙的逆袭
谢亚龙的另一个人生是从沈阳军区现代管理学院开始的。学院地处沈阳偏远北郊，院子巨大，进入大门后有条长达两百米的林荫小道，尽头右转，树丛中隐着一栋三层小楼，粉白相间。小楼二层从东数第二间房，在2010年9月4日后一直挂着窗帘，这就是关押谢亚龙的204房间。2010年9月3日，他被“2·16”专案组带走，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2012年4月24日，谢亚龙受贿案的审理从9时开始，经过中午短暂的休庭，直至21时10分才结束。如此漫长的庭审，使长时间回答问题的谢亚龙声音嘶哑，法官甚至还向他提供了事先准备好的润喉片。庭审结束后，黑夜并没有阻挡来自各地的记者对此案的关注，几十支长枪短炮“目送”着押送谢亚龙的警车离开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据新华社报道，当天，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谢亚龙对检察机关起诉的12项罪名只字未提，而是表示：“我是在遭到了殴打、侮辱，家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承认那些罪行的。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整个旁听席轰动了。
“得知消息之后，上海五星体育的记者立刻用手机联系编辑部，告知有重大新闻，网站记者也立刻开始发微博直播。”在场的 《足球报》记者贾蕾仕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谢亚龙在中体产业的一位前同事说：“这个人认死理，他认为起诉书中很多钱都是朋友间的来往，他可能认为自己被冤了。”
4月25日，辽宁省公安厅专案组人员向新华社记者出示了2010年9月16日下午14时10分谢亚龙进入辽宁省看守所时的体检报告。报告上写着“神志清，查体合作，心肺正常。腹平坦，无压痛。全身无感染及外伤，四肢自如，神经系统正常。同意收押”等字样，并有谢亚龙本人签名。
文艺贪官?
熟悉谢亚龙的人士认为，谢亚龙突然翻供，应该与他的性格有关。虽然是田径运动员出身，但谢亚龙说话办事透着认死理、书呆子气和不合群的“文艺气质”。
“他的古文功底非常深厚，柳宗元的《三戒》诸篇都能解能背。”谢亚龙的同班同学徐吉华回忆，“他最熟的是《黔之驴》。谢亚龙的解读是做人一定要有真才实学，才能在社会上创出一番事业。”
1985年，谢亚龙从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体委，相继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
2000年，伍绍祖离开体育总局转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这之前，谢亚龙获得提拔，出任田径管理中心主任这一重要职位。
2002年，谢亚龙挂职陕西省安康市委副书记，分管文体工作。在此期间谢亚龙写了不少理论文章，其中《论三个代表的时代内涵》发表在多份机关刊物上。
2004年，徐明、张海等人闹出“G7革命”，要同足协争夺联赛主导权。远在安康的谢亚龙写下《足球联赛的产权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文，提出“足球是准公共产品”的概念，得到体育总局领导的欣赏，为其出任足协副主席铺了路。如今，张海刑满释放，徐明“下落不明”，谢亚龙等待审判，如果他们能相聚，想必也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能够写文章为他的仕途增分不少。2008年中国足球全线溃败，谢亚龙“千夫所指”，体育总局领导亦大动肝火。辞去足协副主席后，谢亚龙的办公室彻夜长明，人们看到他噼噼啪啪敲击键盘写出“万言书”。据说“万言书”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后，他即调任中体产业董事长，拿155万年薪、配奥迪A6。
不放“马家军”一马
相比同是足协副主席的杨一民很好的“认罪态度”，谢亚龙的翻供让人们觉得其是个“硬骨头”。
其实早在田管中心主任职位上，谢亚龙的强硬就有所体现。他当时要整治泛滥田坛的兴奋剂现象，曾经红极一时的“马家军”成为谢亚龙的突破口。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在一次测试赛中，七名“马家军”成员参赛，两人尿检阳性，四人血检超标。谢亚龙将这些运动员全部排除在奥运名单之外，并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38人减到26人。
据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25日报道，时任辽宁省领导亲自给谢亚龙打过电话，试图让他放“马家军”一马，但被谢亚龙顶了回去。
2007年武汉女足世界杯，中国队相关人士在丹麦队会议室外发生“窃听门”事件。谢亚龙得知之后，力主严肃处理，开除相关人士。但杨一民不同意，因为如果开除相关人员就等于不打自招，对中国足协以及中国足球的形象更加不利。谢亚龙称，这件事情国际影响恶劣，必须开除才能消除影响。后来国际足联没有较真到底，总局相关领导也不希望事态扩大，最终不了了之。
因为这件事，谢亚龙和杨一民一度不怎么说话。
其实，他们的关系早已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闹僵。
谢亚龙酷爱围棋，办公时间也经常在网上下棋，据中体产业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只要有空他就会上网杀一盘。
2006年中，杨一民就女足事宜到谢亚龙办公室与其交流，谢亚龙心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