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意识”之所以如此重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必须大局优先。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国家进入了局部优先的精细发展阶段。而我们属于追赶者，需要提升和发展的方面很多，不可能齐头并进，必须讲策略、分步走。大局优先就成为我们的自然选择。大局改善了、提升了，大的竞争优势也就有了相应的积淀。其次，我们的制度特征和优势决定了大局优先的可行性。邓小平同志曾讲到：“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大事就是大局之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国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惊人成就，都印证了我们的制度善于解决大局之事。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是这一制度优势持续奏效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我们制度自信的人力资源基础。

领导干部需要具备战略思维和整体思维

“大局意识”注重战略思维。战略是关乎全局的长远规划，是组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进行的主动性选择。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越快，战略思维的作用就越突出。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战略愿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十三五”规划纲要是战略计划。各级领导干部需要从这些战略的角度去进行日常工作的决策和选择。和长远战略一致的、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就是应该去提倡的、去做的；和长远战略冲突的、甚至背道而驰的就是必须抛弃的。战略管理旨在实现组织能力与外部环境的平衡，促进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创建更好的条件。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管理者的战略思维，需要领导干部做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做好长期利益与任内利益的平衡。比如中央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短期看可能投入大于收益，但是长期看其收益是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缺少战略思维的发展，往往不可持续。比如，我们过去盲目强调经济的短期发展速度，忽视对环境的保护。现如今，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变成了社会发展的桎梏。因此，战略思维是“大局意识”的核心思维。

“大局意识”强调整体思维。管理学的“木桶法则”认为，组织就好比一只盛水的木桶，木桶盛水的多少不在于最长的一块板，而在于最短的一块板。依照这一逻辑，一个国家也好比盛水的木桶，个别地区发展得好，并不能代表国家整体，需要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因此，从大局出发，东部发达地区需要支援和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央提出的中西部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等，就是体现“整体思维”的政策决策。各级地方领导，不能仅仅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需要从整体的角度来审慎选择政策，要思量政策对整个国家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要思量政策的外部效应会不会损害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利益。整体思维实质上是要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一定程度就取决于各级领导整体思维的高度。假若每个地区、每个部门仅从本身利益出发对供给侧改革进行解读的话，供给侧改革的最后结果很难达成最初的目标。此外，改革转型，从严治党，必然影响到个人利益，党员干部需要从改革发展的整体角度来看待自身利益，从党的执政地位、民族复兴大业的角度来衡量得失。没有整体思维，就没有平和的心态来接受自身利益的变化；没有整体思维，就无法唤起改革的热情与期待。所以，整体思维是“大局意识”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