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6-16 10:52 　　阅读量：2512次

毛泽东同志是我国的伟大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将饱受纷乱战火摧残的中国带入和平的新年代。在党和国家每一次面临危机的紧急时刻，他的正确领导，都将万分火急的局势转危为安，这充分地体现了他伟大的军事才能。

难怪萧华在《长征组诗》中盛赞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他的《论持久战》出版后，更是赢得了全党上下对他军事才能得无比敬佩，并最终确立了他军事领袖的地位。这本书的出版甚至影响了地球另一端，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古巴的战争局势。

古巴军事领袖切格瓦拉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从《论持久战》中习得的游击战术，能特别有效地应对古巴的军事局面，对此他获益甚多，并多次想要前往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进行拜访学习。

毛泽东得以伟大军事理论家的地位被载入史册。他广受赞誉的用兵之道，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军事理论的形成：从战争中形成应对战争的理论和策略

毛泽东出身教育行业，曾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当时他还可以算是一介的布衣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对历史、社会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唯独对军事兴趣寥寥。

战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燃起时，他曾怀着一腔热血参军。南北议和后，他本以为战事已经平息，就回到了家乡湖南省长沙市，继续任教。

1917年，三湘大地陷入军阀混战。一小股溃兵闯入了长沙，情况危急，退军返学的毛泽东毛遂自荐，带领学生、以及20多名警察、工人和农民，用鞭炮、军号和排枪，将溃兵缴械。这是他首次显露军事统帅的天赋。

后来，毛泽东离开了长沙市，而是深入工厂、农村，这段经历更加加深了他对中国工农革命的理解，为他后来提出与中国革命情况深度结合的军事理论提供了基础。

由于左倾主义错误在当时的中共党内处于领导地位，领导人比较看不起持枪带炮的枪杆子，放弃了武装的领导权，没有形成自己的武装力量。

因此当国民党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人毫无还手之力，早期的工农运动联盟、地下党组织，多在这个时候毁于一旦，数十万同志被捕牺牲。幸存下来的大多数同志开始感到彷徨迷茫，少数人陷入了颓唐，甚至产生了变节。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起义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上，右倾主义看不起枪杆子的错误思想受到批判，毛泽东疾呼：“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继南昌起义后，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揭开了武装救国之路。

毛泽东称，他的战争才能实际上是来源于战争，“战争就是学校，要善于读无字书，读‘无字天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总结战争，在战争中掌握战争、打赢战争。”

跟随毛泽东作战的人评判他身上拥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擅长将平日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洞察到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再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总结提炼，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方法论。这令他面对战争时，能迅速把握住战争的脉搏，迅速冲开战争的迷雾。

二、从实践中学习：初步形成红军作战的原则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建立根据地后，毛泽东仔细观察了井冈山及周边地形。

井冈山根据地地处罗霄山脉中段，崇山峻岭，密林层层。初时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的 工农革命军尚有几百人，但在打了两个败仗后，革命军只剩下了几十个人。真的可谓是“星星之火”。

井冈山有一个名叫朱孔阳的山大王，已经在山上盘踞了几十年了，官府一直抓不住他。毛泽东了解到，这个山大王在对付官兵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对井冈山的地形已经了然于心，一旦官府派兵来攻，他就利用好井冈山的险要地形，带着官府的军队满山打转。

朱孔阳将这套打法简单地归结为一套：只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这种打法给了毛泽东相当大的启发。

朱孔阳的部下也只有那么少数的几十号人，装备也肯定比不上齐整精良的正规官府军们，却能将自己的战力相当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工农革命军目前除了警卫团还有一些战斗力外，其他死得死伤的伤，就现实状况来说确实不太乐观。

毛泽东将朱孔阳的打法稍加琢磨提炼，在他打拳的基础上，加上打仗的兵法，避实就虚，等到敌人晕头转向暴露弱点的时候就精准击打，这样才能打得干脆利落，还能有所收获。这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打法，这就是游击战的雏形。

1928年，江西国民党第27师发起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毛泽东在遂川召开会议，进一步深化概括出了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

1月份，敌军来袭，毛泽东依据总结出的原则将奔袭宁冈的敌军击退，伤亡控制在了极少数，令国民党江西局感到震惊。

随后，国民党又派出了1个营约300人左右的兵力攻占了位于宁冈东部的新城。新城两面靠山，可说是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进出的大门，如果这个地方被国民党占据，以后的发展可谓十分艰难。

国民党派兵占领了新城后，认为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主力远在遂川，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因此疏于防范。

这一切逃不过毛泽东对新城的侦查。他决定趁机突袭，利用他们新派驻兵力，对地形尚不熟悉，又疏于防范的心理，趁着黎明晨雾浓重的时分，采取突袭和围三缺一相结合的战法，与运动中歼灭敌人。

2月18日，天边刚刚透露一丝曙光，浓雾还未散尽，进驻新城的敌军与平日一样进行操练，丝毫未察觉到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潜伏靠近。

得到进攻命令后，潜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立即向敌军猛烈开火，敌军当即就损失了一个排的兵力。残余的敌军丢下枪械仓皇逃进十米外的城门。受到水塘阻隔，工农革命军无法对敌军展开追击。

与此同时，革命军第三营和特务连对新城的东门和北门发起进攻。这一仗，歼灭敌军79团一个营的兵力，俘获敌军共300人。

新城一役，是毛泽东新总结出的红军游击战作战原则初放光芒的一役。在这一仗的实践中，初步印证了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提炼、并总结的军事思想的正确性，并且大有可为。

毛泽东深感将他在游击战实践中运用的基本战略和战术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化、系统化，才能加以发扬光大，以培养出更多的红军将领，一同领导工农武装革命。

在这个时期，他先后学习了《孙子兵法》和苏联、日本的先进军事理念，这标志着他已经开始深入研究战争这本“天书”。在初步总结了红军的作战原则后，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了诱敌深入、灵活机动的作战风格，尤以游击战最为擅长。

在反围剿的初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这种作战风格令三万残存的红军力量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三十万大军的围剿也不落下风，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毛泽东取得了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在此时已经取得了大部分的军事统帅地位。

1931年，蒋介石特聘的英国、日本、德国军事顾问随军策划，并亲自指挥，集结三十万国民党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三次“围剿”。国民党反动军队来势十分迅猛，毛泽东、朱德紧急将分散在赣南、闽西山区的红军集结起来，在敌军到来之前待机，静待破敌时机。

在国民党大军发现了红军主力集结于兴国地区后，蒋介石随即指挥军队进行围剿。毛泽东与朱德在进行商讨后，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命令主力在掩护下秘密北进，

从后面打击敌人，迫使敌军主力回头，趁其疲劳攻打弱点。

然而实际战况却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主力抢先到了红军预定要夺取的富田地区。毛泽东立即下令改变计划，返回高兴圩地区，这时面临的情形异常严峻，国民党军在占领了富田后，顺势将红军围困在一个方圆数十公里的狭小地带。

这时毛泽东和朱德命令部队动起来，在运动中寻求脱困的契机。红军主力带着敌军在山区之间奔忙，抓住了两路敌军之间的间隙悄然脱困。

这时毛泽东和朱德又出其不意，突袭了国民党其中一路部队，歼灭了敌军一个旅和一个营的兵力，在撤离途中，又抓住了机会，消灭了敌军一个师部。

红军本想趁势攻占龙冈，但蒋介石已经提前将大批军队部署在此，龙冈已被固守得固若金汤。这时若进行强攻，会对己方不利，失去了最佳的机动性优势。于

是毛泽东和朱德决定佯攻龙冈，实则利用大雨天气，突袭黄陂。这时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军队以密集包围网对红军进攻。

毛泽东则再次发挥红军的机动性，以其中一小股佯装成主力把国民党军主力带向东北方，自己率领两万主力向西行军，悄然回到兴国东北部进行驻扎修整。足足半个月后，国民党主力部队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准备掉头，但他们已经开始筋疲力尽。

而红军主力经过半个月的休整正是士气高昂之时，并已经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深入密林之中，不知去向。国民党主力部队已经无法侦查到红军的行踪，加上粮尽弹绝，人马困乏，只好收兵。

这时，毛泽东再次观察到敌军的状态后，当机立断对国民党军进行追击，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惨败的蒋介石不仅没能兑现在围剿前放出的“三个月剿灭红军”之言，反而吃了大败仗，不由气急败坏，然而只能悻悻回到南京。

三、反围剿的成败与毛泽东军事领导权的确立

红军的作战风格基于毛泽东在游击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红军作战原则，须得以军队上下一心，以绝对的服从为前提，指东需打东，指西只能打西，十分依赖将领对战场的即时判断。

因为在他的军事理论体系里，“变”是第一大原则。他既是最讲究军事科学和兵法，也是最不墨守成规的。他常说打仗没什么妙计，如果有，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他会从战争、战场、敌我、攻防等实际情况入手，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灵活调整作战方针。

但在当时，党内由于长期受到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的主导，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共面临斗争实际情况的不了解，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对一部分同志来讲相当费解，受到当时部分领导人，尤其是教条主义者的诟病。他们称这是山沟里的“游击主义”。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毛泽东被剥夺了党权和军权。第二年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被撤销了军事领导的职务，军权被牢牢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失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完全丧失了机动性，失去了灵活作战的风格。

从第五次反围剿由此失败，中央苏区失守，红军不得不走上万里长征，踏破崇山峻岭，飞渡无数天堑，其中困难重重，艰险重重，可想而知。湘江一战，几万红军血洒江岸，中共残存的武装力量已经濒临绝境，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危急时刻，遵义会议的召开，令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岗位上。这次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会议深刻反省了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等人严重的左倾错误。

尽管这次会议只是任命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依然由周恩来全权进行军事指挥。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十分信任，对他历次指挥作战的战果也看在眼里。他愿意将军事权交由毛泽东。这使得遵义会议成为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新起点。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衣衫褴褛的几十万红军周旋于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四渡赤水，兵逼贵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回了战争主动权。

毛泽东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中日益稳固，成为全军拥戴的最高统帅。他的指挥艺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的战争原则以变为长，法无定法，因而他能够较快地冲破战争迷雾，成为破解战争“无字天书”的最高统帅。

在左倾错误时期，党内一些领导人诬蔑毛泽东称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当成现代战争艺术，把《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作现代战略，把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当作兵法之宝。毛泽东并不放在心上。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又对《孙子兵法》加以系统研究，深入学习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中外军事著作，以及苏联、日本的军事典籍与作战条令，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先后写出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奠定了他作为伟大军事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在1938年《论持久战》出版后，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对毛泽东高超的军事理论和深刻的洞察力佩服至极。至此，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印象深深地刻印在一同出生入死作战过的将士们的心里。

四、用兵的决策依据：以情报工作为基础

除了毛泽东如神的用兵战略和战术，做好情报工作更是毛泽东用兵的基础。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前，红军战士面临的战况十分惨烈。红四军总指挥徐向前后来与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道：

“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徐向前

正因为红军指挥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查工作，才令得时时刻刻面临着重兵的围追堵截的红军能安然到达陕北，免于全军覆没，并能从国民党布置的天罗地网中穿梭而过。

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一次次勘破敌方设置的陷阱，创下一个个奇迹。毫不夸张地说，情报工作是生命线。

事关生死存亡，侦察兵们扛起了红军生死一线的责任，抓舌头、化装探路，奇特的招数层出不穷。但大部分的手法只能探听到普通价值的情报，具有有限的战术价值。

要了解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只能靠破译密电，不断侦破敌军的密码，才能了解掌握敌军的动态和行踪。

长征之中，红军的装备和兵力虽然都是十分落后的，可谍报水平却是十分先进。这应归功于中共中央的远见卓识。1929年，周恩来便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掌握了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苏联当时的技术已跻身世界前列。

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分派出的电讯人员得到很好的培训，又结合自身的刻苦钻研，被分派到各主力红军之中，为破译敌人密电码，掌握敌方讯息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破译成功率近乎百分之百。

当时任红四方面军电务处处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就有着“本子”的称号。原因是他拿到电台截获的国民党密电码，就能不用对照密码本，不出差错地破译出来。

情报工作在当时起到了可以说是挽救红军于危机之中的作用。湘江之战后在湘西设下的口袋阵、川军准备在长河南岸进行拦截等重要情报，都是由情报人员截获，进而使红军规避了重重陷阱，保存了更多的战力。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对情报网络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他说：“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军委二局在破译敌人密电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居功至伟，为保存红军实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基于情报工作，再次发挥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用兵之道。这是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型歼灭战，取胜的关键在于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十万大军从满洲北部、东部南下调到锦州，从而形成“关门打狗”的作战策略。

东北野战司令军创造性地提出了作战方案：

“我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南开进，作出佯攻沈阳之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我攻锦大军则趁机暗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佯动过程中可用257号电台编造假情报，隐真示假骗敌上钩，配合我军攻锦行动。”

战争的号角吹响之后，红军势不可挡。在关键时刻，257号电台收到上级指示，及时发出“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的假情报，敌军收到后，逃跑路途中恰好迎面撞上我军精锐部队。敌军误以为与正面撞上了我军主力部队，又改了方向匆忙向北逃窜。

为了阻止敌军从海上潜逃，257号电台迅速反应，又发出假情报：“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阻止敌军从海上逃跑。这些战略，都有效地牵制了敌军，为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提供了重大帮助。

毛泽东伟大的军事领袖地位，不仅来源于对习以为常的事物加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总结提炼，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越发成熟，体系越发完善，在完善而先进的情报工作的支撑下，红军在尽量保全了自身的情况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片红色的战火终于点燃了中国大地。毛泽东用兵如神之道，最终引导中国进入了和平年代，成为他光荣的勋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