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词汇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诸多成果,那时许多人,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很喜欢说“霸气”这个词,做派动静也大。一位律师朋友每次讲述他胜诉的过程,总以“人一定要霸气”结尾,同时把砖头一样的第一代手机在桌子上狠敲一下;媒体则时常报道某领导“拍案而起”,“怒斥”谁谁谁。
社会生活变化了,时尚和流行词汇随之悄然变化。后来,企业家的博古架上不仅仅有古董和洋酒,还有看起来很厚重的书籍,尽管起初摆放的有的是金箔打造的豪华书,或者只有书壳的假书。朋友们交谈的时候,时不时会强调“做人要低调”;如果一个公务员被人评价为“低调”,他一定很满意,尤其在中央八项规定发布之后。
用平和取代咄咄逼人,用书籍取代山珍海味,用“低调”取代“霸气”,短缺时代的烙印被熨平,审美水平开始攀升,“亢龙有悔”成为共识,证明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古训,当然是巨大进步,但还远远不够。“高调”“低调”本是音乐用语,而调子高低要由听众评判,所以无论是“霸气”还是“低调”,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具有表演性质。一个人强调自己“低调”,等于暗示他本来有资格“高调”。
真正的低调不是给人看的,更不是经过装饰的“高调”。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让心急如焚的群众白跑,是尸位素餐的懒政怠政,是挂着笑脸的傲慢。一边自诩两袖清风,一边拍板大上耗能污染低效“工程”,是公然劳民伤财;用矿泉水瓶子装茅台酒,躲进私人领地饕餮公款,是瞒天过海,违反党的纪律;骑破自行车上班,穿几十块钱的衣服,私底下捞足了人民血汗,是违法犯罪。钱钟书说“俗人就是装模作样的人”,我觉得作伪不但是恶俗,更是取巧。
真正的“低调”是本色,是发乎内心的自然,是“本来如此”的真实,当事人根本意识不到什么“高调”“低调”。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宴请陈嘉庚,两个战士过来坐在他的长板凳上看热闹,战士挤一挤,毛泽东让一让,竟然毫无感觉。杭州拾荒老教师韦思浩去世后,家人才发现他捐资助学已经20多年,还悄悄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我的老同事、周恩来同志的侄女周秉德曾经放弃分房的机会,把温暖让给年轻人。我把她至今为人称道的善举写成文章发表,她竟想不起来,一脸迷茫地问:“有这事吗?”
革命队伍浑然一体,本来就不该存在高低贵贱,所以毛泽东对战士“挤板凳”才浑然不觉。韦思浩老人的义举同样波澜不惊,说明惟其如此他才心安。周秉德为别人着想是下意识的,早已习惯成自然,是周恩来无私无我的本色和高尚脱俗的真实折射。这些天然去雕饰的“低调”,是共产党人的本来面目,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德行,这才是广大党员干部应该崇尚和追求的。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26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