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8-14 13:41 　　阅读量：2664次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题：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80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绝如缕。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状、责任书，这是指挥高度统一的大会战；

　　19.5万名第一书记驻村，77.5万名干部帮扶，这是不拔穷根绝不撤退的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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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全面转动。

　　每年脱贫约1000万人，意味着每月脱贫要达到近近100万人，每分钟脱贫约20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

　　只有真正了解有着广阔疆域、苦难历史的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艰巨。

　　一些贫困村、贫困户连找到都很困难——

　　贵州武陵山区腹地，一口刀村，村民田桂花家。

　　远远望去，仿佛挂在尖刀的刀背上。

　　举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缝间，也被栽下一颗玉米苗。家门口的1.5亩水田，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组唯一一块水田，34户村民们轮流耕种。

　　石头缝里求生存。村民们世代辛劳，世代贫苦。

　　一些贫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认为无解——

　　甘肃定西，千沟万壑，旱渴荒凉。

　　“陇中苦瘠甲天下”，100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声叹息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空。40多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给出的仍是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

　　相比于自然条件，另一种贫困则集中于最难改变的思想观念领域——

　　云南滇西边陲山区，苦聪人寨子。

　　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到这个拉祜族支系时，苦聪人一下子从刀耕火种、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千年一瞬的巨变下，苦聪人转变观念仍在路上。

　　直到2014年，这里没人好好读过书，绝大多数不会说汉语，全村6岁至14岁的26个儿童全部失学。

　　“让娃读书吧！”帮扶干部黄素媛挨家挨户动员。

　　“娃还要砍草喂猪哩。”村民们难为所动。

　　黄素媛给村民们送来一台台34英寸彩电，条件是收了电视的家长得让孩子去上学。

　　终于，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学生，老师从教他们洗脸、洗脚开始。孩子们一点点开始汲取知识，家长们也越来越主动送孩子上学……

　　从历史中走来的决战，唯有以创造历史的坚毅才能攻坚，唯有以继承历史的奉献乃至牺牲才能打赢。

　　柴生芳，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2014年8月15日，在连续工作超过17个小时后，45岁的他和衣睡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醒来。身上的被子只盖了一角，一旁的萝卜只咬了一口。

　　这个戴着眼镜、本可一路顺风进高校、当教授的海归博士，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最终选择用生命为“苦瘠天下”的家乡亲人奔出一条脱贫之路。

　　在临洮的3年里，柴生芳转如陀螺：

　　323个行政村他走遍281个，写下29本工作日记；

　　偏远贫困的苟家山村，到县城来回需颠簸数小时，他去过11次；

　　临洮县贫困人口，从他来时的11万人，减少为不到5万人。

　　柴生芳走了。苟家山村村民从几十公里外赶来，与万人一同上街，为他送上最后一程。“县长来我家11次，连一口水也没喝过……”一位村民痛哭流涕。

　　李和林，四川南充市大林镇李家坝村原村支书。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与死神竞速般高强度工作，家里除了一台21英寸的老式彩电，一贫如洗，英年52；

　　姜仕坤，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46；

　　蒋富安，四川美姑县四峨吉村原第一书记，劳累猝死，告别26岁的青春。送别时，村民泪流满面：“你不是说好今后有了娃，也要送到村里幼儿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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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至2016年间，12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

　　乌江滚滚，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峡谷间，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猪油、斗篷……彻底搬离这座困住他们的大山；

　　六盘山下，定西在这场艰苦的鏖战中，“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新路；

　　吕梁山深处，一座座新村迎来易地扶贫搬迁的新主人，告别深山沟的乡亲们带着希望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

　不屈于命运，不甘于贫困，竭尽拼劲、韧劲和闯劲，以伟大的决战标注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有一种精神叫“不屈”，推开甘肃定西扶贫开发纪念馆的大门，它扑面而来。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踟蹰的放羊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了一年又一年，吹出人们脸上的皱纹沟壑一样深。

　　难道这里的土地只能生长贫穷？

　　定西人不信！

　　干旱缺水，定西人就发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万眼水窖；降雨少，小麦不行，就摸索种土豆，成了全国土豆三大主产区之一；冰雹多，地上庄稼常遭灾，就种根茎类药材，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种信念叫“不甘”，它鼓舞着人们铆足一股劲改天换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无路，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生。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2011年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13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从小当‘背篓’，背了10多年，还是这么穷！”

　　“外面的路这么好，什么时候咱这也能有路？”

　　“难！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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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言，我一语，几杯米酒下肚，愁云笼罩心头。

　　杨文学“腾”地站了起来：“不修房了，钱拿来修路，谁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饭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

　　无路难，开路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毛路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22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路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路”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感动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千多个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30栋新房。当年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脱贫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30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30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万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37万人，贫困面从78%下降到1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105元提高到2016年的5854元。

　　90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90年后，井冈山全市4000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49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12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一幅写在篱笆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

　　“为啥想到写这幅标语？”

　　“为栽花椒树，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处是荆棘，双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1932年，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迈出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当年革命精神的继承，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坚守。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60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2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35岁的严金昌和另外17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30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10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5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5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4.71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35%。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188.8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164户村民守着2.6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200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2017年5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GDP，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